2012年度科学家偏爱产品奖揭晓

Hans Kelsen，第4页注[4]，第158页。

提高政府救助绩效有不同的途径。本文试就此探讨，以就教方家。

由此，也成为公民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在特定情形下得以尊重、满足和实现的典型样本。[4]公民享有社会救助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同于宪法上建立在公民个体自我行动和自主能力之上的自由权，必然要求以政府履行积极的行政职责为对应的保障乃至于实现的措施。行政法治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发生后，以甘肃省政府为主的国家、社会各方面实施应急救灾和社会救助，对于保障受灾群众生活具有基础性的意义。[3] 所谓社会权利，即通过国家对经济社会的积极介入而保障的所有人的社会生活或经济生活的权利。第二阶段是过渡期救助，自8月22日起，11月21日止，在此期间每人每天按1斤粮、10元钱发放生活救助，三孤人员按每人每月800元发放临时生活救助，过渡期后对生活确有困难符合条件的受灾群众纳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

在强化社会管理和切实保障民生的转型发展时期，履行社会救助职责是国家对公民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保护义务的切实承担。我们认为，针对社会救助行政法律制度的完善架构而言，第一，仍然需要正视和反思：尽管在既定的政府行政组织体制之上，可以在特殊急难险重的任务面前有着政府的协同性和全面的执行力，但是在民生保障和全面小康的重要转型阶段，公民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保障、增进与实现的需求将更加强烈，政府转型中加强在社会救助相关职能的适度集中性，体现大部门体制在管理幅度、层次、范围以及管理层级等方面的科学机理，将政府救助的统一指挥机制、信息共享机制、行动协调机制、资源调配机制、社会参与机制等进行组织法治意义上的渐进性调整和规范化明确，是可行的和必要的。其他文明，无论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还是古中华，大都在鼎盛时期的奢华狂欢中落幕休止，而英吉利文明却逃脱了这一文明的宿命。

但是我们追论此项政治在各国中之进展过程，我们不免会失望。我们甚至可以断言，越是较早、较密切地接近英吉利文明的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程度就越高。[3]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卷上，色彩纷呈的是每一个民族各异的性情。[19]J．C．Holt，Magna Carta，2d ed．（Cambridge，1992），p．18—19．[20] William S．Mckechnie，Magna Carta（2d ed．。

而事实上，他们从来就不是。宪政主义是兴起于17世纪英国的一场影响了英国的基本社会理念、基本社会结构并进而影响了全世界的社会运动，它首先是一场社会运动，然后才是一场学术运动。

或从近代西方的代议制政府、主权国家等既定的政治概念出发，去分析和论证中古西欧政治，将封建制与国家、国王的个人权威与国家的政治权力对立起来。如果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真是作为群体性的人类追求的可能的生活方式的话，任何一个欲达至这一生活方式的国家，都必须从这种文明中汲取知识、技能和智慧。时至今日，这些国家被贫穷、腐败和屈辱所围困，而英吉利民族却固若泰山，独享高贵，深知不必炫耀自己也会引起世人的注意，确信没有人企图推翻他们。越是抱守残缺、自感优越、排拒英吉利文明的国家和地区的近世命运则都比较坎坷。

高高矗立的古埃及金字塔，气势恢宏的罗马神庙，惟妙惟肖的秦始皇兵马俑，能告诉我们什么呢？一个没有预装前见内存的人站在这些历史丰碑面前定会视而不见。[12]程华称其为人类历史有史以来第一个具有近代人权性质的宪法性文件，[13]也有的学者称其为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阿克顿勋爵讲到：当苏格兰的詹姆斯国王成为英格兰的詹姆斯国王时，这个国家所得到的好处是成为一个由海洋护绕的岛国。在英国中世纪末法学史上最负盛名的人物当推科克爵士（S．EdwardCoke，1551—1634）了，他因与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斗法而名垂青史。

最早从欧洲大陆来不列颠岛居住的是伊比利雅人（Iberians）、克尔特人（Celtics）。[8]托克维尔语，转引自张彩凤著：《英国法治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扉页。

在以法理著称的牛津，法学教授们也是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在法律技艺传授上，而不是定位在培养学术大师和法学家、哲学家上。不同的民族历史又锻造着不同的民族性情。

吸纳、传播乃至复制英吉利文明构成了人类近现代文明史的主要篇章。在英国法学界能够追溯到的最久远的一位大师是格兰威尔（Ranulfde Granville，1130—1190）。[7]参见门禄著：《欧罗巴政治》，第1章。在托夫勒描述的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中，英格兰民族发动了蒸汽和电气两次浪潮，第三次革命浪潮——信息化浪潮则由其后裔发动。他们会对一日三餐敷衍了事，然而却能一本正经地去铺张形式。而要真正理解这些学术大师的学术行为，就必须校正这些宪政主义大师在我们心目中的身份。

他们会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形式上，通过形式的排演，努力缔造一种恐怕他们自己也不信的人造实在亦或一本正经。如果把英吉利文明的某个方面从现实中抽走，那么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将会重陷于黑暗之中。

[9]我忽然意识到，在我这种显然不是不自觉的研究课题选择中，凸显着一种极强的寻根意识。自17世纪开始一直到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英国的世纪。

比如在英国宪政发展史上，宪政主义者认为，自由大宪章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里程碑式文件。著名的宪政史学家A．E．弗里曼认为诺曼征服并没有征服古老英格兰的自由传统和自治政府原则，尽管具有自由主义精神和新教精神的英格兰人被打败了，但是最终我们使我们的征服者成为俘虏，英格兰再次成为英格兰。

约翰·凯利教授曾刻薄地指出，当代的法理学在气喘吁吁地追随着20世纪中期的分析语言学以及晚近的政治研究的些许踪影。[18]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48页。英吉利民族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矛盾和戏剧性的民族。德意志人善思辨，法国人爱浪漫，中国人喜中庸，于是有了德国人的理性严谨，法国人的多情浪漫和中国人的随遇而安。

[7]所以，大凡研究法律与政治，英吉利文明就构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它是近现代法律与政治史的起点。而真正的理解，必须在历史中进行。

自由大宪章在人类自由保障的历史上向前迈出了小小的一步，但是就是这一小步，标志了人类一种新的政治理念——自由政治理念的诞生。也或许是我们本知道有这一凭借的存在，而只是无暇顾及罢了。

这种学术理路对于接受过长期的、系统的、排它的、唯物的阶梯式[16]历史观训练的人来说，是尤其难以接受的。正是因为前见的丰富多彩，才有了学术的精彩纷呈。

[10]而事实上，我们也在东施效颦般追随着。其代表作是《中世纪英格兰王国的法和习惯》，这本著作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最早的系统论述普通法的奠基作品，它长期被作为普通法的标准教科书来适用。洪水、Sars逼使我们懂得了对自然的敬畏，但我们还不懂得对传统的敬畏。但是，如果说英吉利民族存在着未解决的矛盾，是笔者所不能同意的。

但是，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它就变成了决定性的因素。当大英帝国达到其鼎盛时，她通过其文明精神的输出成功躲过了其他文明注定要被历史湮灭的厄运，英吉利文明通过在其他文明体中的再生而获得了永恒。

既是最保守的，又是最开放的。日耳曼成分为一极，罗曼成分为一极，两极分别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化合而成了该民族的独有个性：既是最笃信宗教的，又是最不信宗教的。

Glasgow，1914），p．133．齐延平，山东昌邑人，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人权与人道主义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十八世纪英国普通法的集大成者布莱克斯通（Sir William Blackstone，1723—1780）算是有正统学术背景的，但他在担任牛津大学英国法教授的同时及以后，还担任着国会议员、民事诉讼法院和王座法院的法官。